小编导读：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探索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终于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创造出了一系列与疾病和衰老抗衡的独特理论方法，逐渐使养生成了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的局面，涌现了金元四大家和陈直、邹铉等一大批著名养生家；同时由于宋代帝王对养生学十分关注，组织力量编写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类的大型官修医书，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医养生学沿着《黄帝内经》开创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注重联系老年生理特征探求养生长寿之道。，邹铉《寿亲养老新书》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老人精神真气及五脏衰弱耗竭，肠胃虚薄，喜怒性情不定，类似儿童，且孤僻易于伤感，故应重视饮食调养、精神调摄，怡情悦志，以及顺应四时气候变化以养生。宋丹溪在《格致余论·茹淡论》中则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老年养生食谱。

注意从发病学的角度探求养生规律。当时的中医养生家已经认识到人的形体“因气而荣，因气而病”(《圣济总录》)，于是主张养生应该努力保养气血，调理气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养生要务在于保养脾胃之气的理论主张。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则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格致余论》)，因而在治病和养生方面都以滋阴为主。

宋代以后，由于真宗、徽宗等皇帝狂热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道教理论有所深化。在众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门的道教学说中，内丹派理论影响最大，并相继出现了陈抟、丘处机、王珪等著名道教养生家。陈抟所著的《指玄篇》、《阴真君还丹歌注》、《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均为阐述道教丹丹派养生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其中又以后者在民间流传最广。

丘处机的养生思想除了强调“全神炼气”、养气内守之外，还著有《摄生消息论》一书。王珪在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中论述了婚后至孕育和婴幼、童壮、衰老诸阶段的生理调摄，疾病治疗等问题，很有特色。尤其是书中关于药食养生的观点，更具创见。有宋一代，儒家一反汉唐专治经学的传统，转而引释、道入儒，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学。

当时的理学家认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恒而至高无上的。为了穷究此“理”，理学家们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总原则，而静坐则被视为实现这种原则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尽管“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原则本身是与人们的养生目的相悖的，但静坐方式却包含了积极的养生意义。

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为例，“静坐”固然被他视为穷理尽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静坐”穷理的实践过程中，邵雍同样感到了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养生功效。因此，在他的某些诗作，如《何处是仙乡》中，就写出了一种独特的静坐感受。对静坐养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南宋理学。由于晚年健康状况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倾心符合其理学大师身分和经历的静坐养生法。

据《宋元学案》记载，为了提高和加强静坐的养生效果，朱熹还作有《调息箴》一首。继朱熹之后，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世称西山先生，更为注重养生，认为“运气之术，甚近养生之道”，于是采集诸家养生之要，编为《卫生歌》一篇。

《卫生歌》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当时的理学家已经注意对各种养生功法加以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养生文化开始向通俗与普及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它有可能真正从少数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广阔的社会各阶层，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大众文化。

由唐入宋，诗人墨客养生的热情有增无减，当时不少文学家都是锻炼有素的养生里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苏轼认为“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因此他对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篇中记载的胎息法曾“反复寻究”，颇有所得。苏轼还融闭息、存思及保健功于一体，创立了一种简易有效的养生方法。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家。他所习的养生功法兼及道、释，包括导引、行气、内丹、坐禅诸项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当他们“通则兼济天下”之时，也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业；而一旦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况之际，他们常常对道家的学说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对养生之道的关注。早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王绘、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养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