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导读：相关数据显示，除绝大多数在家务农的“童工”之外，中国城市童工保守估计大约有200-300万人，这一群体存在的救助困境已经难以让人忽视。

事件回顾

4月10日，湖南14岁的王攀像往常一样回到出租屋睡觉。次日早上被发现在出租屋中昏迷不醒，经报“120”医生到场抢救无效死亡。王攀的家属称，王攀每天主要是做内衣加工，工作时间每天大概十一二个小时，可能是工厂繁重的工作有关。

24日，王攀的遗体被火化。招聘使用王攀的至雅公司已向家属支付赔偿款15万元，佛山市南海区人社局对企业处以罚款1万元。此前，该局经过调查表示：“未有证据显示该公司存在超时加班问题。”

对此，舆论一片哗然。有媒体质问“15万元赔偿能否换来一条年轻生命？”有评论感叹“罚款1万元，是处罚还是挠痒痒？”还有论者质问“凭工厂单方面一纸考勤表就推断没有超时，有关方面的调查是不是太简陋了点？”

这些观点，都局部地探究和追问了事件真相，但问题最实质的地方仍被忽视。目前最需关注的，是要查清楚，这件事情是偶发的特殊个案，还是具有普遍现象。

中国到底有多少童工？

相关数据显示，除绝大多数在家务农的“童工”之外，中国城市童工保守估计大约有200-300万人，这一群体存在的救助困境已经难以让人忽视。

“贫困通常被解释为诱发童工的最重要因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特邀专家卢德平教授在《论中国的童工问题》一文中指出。他表示，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之后，通常的选择就是通过劳动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有的在家里务农，有的外出打工。

“由于初中生和童工在年龄上有较高的重叠，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是估计童工规模的一个重要的间接标准。”2007年，人民日报曾报道，全国1000~2000万初中辍学学生中，约有60%成为童工。如今，这样数量会更多。

童工的两难处境

面对童工使用问题，舆论的声音有着极其鲜明的两种：其一是直接反对解救，认为这些童工在城市拥有比在家乡更大的成功机会，所谓的解救只是暂时的，甚至更加伤害童工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其二则支持解救，同时对简单地遣散回家表示质疑，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人中也缺乏具体的后续解救策略。

利益的较量

仅就利益而言，在童工父母-童工-中介-工厂主四者之间，童工现象的存在完全符合四方利益的共识，即父母有钱拿，童工有肉吃，中介有劳务费，工厂有效益。

但符合各方利益未必就符合法律，更未必符合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强制未成年人接受教育，是有其直接目的，国家要确保所有的人都成为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人，以便促进国家与社会未来的发展、进步。就辍学打工的童工而言，如果他们不接受最底线的教育，那么将来就可能无法成为符合社会文明标准的“合格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最终会沦为社会既有规则的挑战者。

上述说法尽管非常赤裸，但却是现代国家强制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初衷所在。

将童工待会课堂并让家长欣然接受才是真正的解救

基于法律与公共政策，选择将童工遣返，并制裁劳务中介和用人企业，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正如所有人担心的，童工遣散并非“真正解救”。将童工安心地带回课堂，并让他们的父母安然接受，才是真正的解救。

所以，带出工厂是第一步，带进课堂是第二步。当然，带出工厂只需要强力的暴力机关做后盾即可，而带进课堂却需要多个部门费心费力又费财作保障。

童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合力

所有外界因为童工问题而募集的款项，都应该作为专项帮扶基金，来确保这部分孩子接受基本的教育。从执行的角度来看，国家的作用可能是拨款和监督，而NGO的介入可以更细致、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家庭情况各异的孩子。

编后语：所有的孩子都是社会的未来，而未来的美好必须仰仗时下成人对孩子们的悉心教育。100多年前，雨果说过：“谁开启一道学校之门，就减少了一座监狱。”面对今天的童工问题，雨果的话依旧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