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伯格是脸书营运长，自2007年起连续6年获选为《财星》杂志50大最有权力的商业女性，并荣登2012年及2013年《时代》杂志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桑德伯格从她自己20年工作经历，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今天，位居高阶领导位置的女性，还是如此稀少？在很多国家中，女性大学毕业生早已超过50％，在竞争最激烈的法学院的比例也超过男性，但女性在全球议会、企业高层、董事席次所占的比例都不到20％，除了一些社会制度因素、女性生育的生理条件之外，女性是不是自己限制了自己？

我们限制了自己吗？

2004年夏天，我怀第一胎，当时我在谷歌带领在线业务与营运团队。我是在2001年加入谷歌，那时谷歌才刚起步不久，只有几百名员工，大家窝在一栋老旧的办公大楼里。到我怀孕三个月时，谷歌已有上千名员工，搬进了由好几栋建筑物组成的谷歌园区。

我怀孕的过程并不轻松，通常过了怀孕初期就会结束的孕吐，却跟着我足足九个月、天天发生。我的体重增加了近30公斤，脚也大了两号，肿胀出奇怪的形状，只有把脚翘到茶几上，我才看得见。一位特别善体人意的谷歌工程师说，谷歌的“鲸鱼项目”，便是以我来命名的。

某天早上，我趴在马桶上吐完以后，必须立刻赶去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那时的谷歌成长飞快，抢停车位一直是个问题，我那天赶到的时候，能找到的唯一一个车位，离办公室还挺远的。我停好车后，全速冲过停车场，虽然说是用“冲”的，其实只是比平常孕妇的龟速移动快一点罢了，这使得我害喜又更严重了。我终于到了会议室，全心祈祷着顺利完成业务简报，千万不要有别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那天晚上，我把当天辛苦的情况说给我先生大维听，大维当时在雅虎工作，他告诉我，雅虎每栋建筑物前，都设有孕妇专用停车位。

隔天，我大步走进——其实比较像是蹒跚摇进——谷歌创办人赖瑞·佩吉和塞吉·布尔的办公室。说是他们的办公室，其实是玩具与新奇玩意散落满地的大房间。看到布尔正在一角做瑜珈，我就大声说，谷歌需要孕妇停车位，最好能快点设立。布尔抬头看着我，当场就立刻答应了，还说他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想到。

直到今天，我对于等到自己亲身经历过双脚酸痛以后，才意识到孕妇需要专属停车位，仍然觉得汗颜。我当时是谷歌最高阶的女性员工，不是有责任先想到这点吗？但是，我竟然跟布尔一样，未曾想过这件事。其他怀孕的女性同仁，想必都默默地忍受这些不便，未曾想过要求特殊待遇。又或者，她们缺乏信心或资历，不敢要求公司帮她们解决问题。直到公司有个孕妇身处高位，即便她看起来像鲸鱼，还是能发挥影响力。

一样聪明的脑袋，不一样的对待

我们站在女性先驱的肩膀上，今天，在美国与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女性的情况已比过去进步，因为有前人的奋斗争取，才有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1947年，标准石油公司请安妮塔·桑默斯担任公司经济学家，安妮塔是我的人生导师赖瑞·桑默斯的母亲。当时安妮塔的主管对她说：“能请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觉得我花较少的薪水，请到一样聪明的头脑。”安妮塔当时觉得受宠若惊，有人说她跟男人一样聪明，那是何等的恭维，她根本想象不到去要求跟男性同样的薪水。

当我们与许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情况相较，我们更是心怀感恩。至今，仍有些国家的女性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全球约有440万名女性身陷性交易的桎梏。在阿富汗和苏丹等地，女性几乎无法接受教育，妻子被当成先生的财产。惨遭强暴的女性，因为让家人蒙羞而被逐出家门，有些强暴受害者甚至因“道德罪”而沦为阶下囚。相较于这些国家令人无法接受的女性待遇，我们的境况先进了数百年。

但是，即使知道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也不应该停止追求更进步。当初为了争取妇女参政权而走上街头的先驱，她们心中的远景，是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那个远景仍然模糊，仿佛要瞇着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

遥远的50％

摆在眼前铁铮铮的事实是，这个世界依旧由男性所主宰，在至关重要的决策上，女性并未获得平等的发言空间。在全球195个独立国家中，只有17个国家是由女性领导；在全球各国的国会中，女性只占20％的席次。美国2012年11月的选举中，女性获得空前的席次，所占比例提升至18％。在台湾，2009年立法院女性立委约占29％的席次。在欧洲的议会里，女性约占三分之一的席次。这些数字，距离半数还有好一段距离。

在企业界，女性担任领导角色的比例更低，《财星》五百大企业的执行长中，只有4％是女性。在美国，高阶经理人14％是女性，董事席次中17％是女性，这些比例在过去十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少数族裔的女性占比，落差更大，只占企业高阶经理人的4％、董事席次的3％、国会席次的5％。算上整个欧洲，女性占董事席次的比例不过14％。在台湾主要的上市企业中，女性约占6％的董事席次，担任董事长的比例仅仅1％。

女性薪酬的成长，也同样缓慢。1970年，美国女性的薪酬是同工男性的59％。女性抗议、奋斗、拼命努力之后，到了2010年，薪酬拉高至同工男性的77％。在2011年的“同工同酬日”，女性运动者玛萝·汤马斯挖苦地说：“我们奋斗了40年，争取到18％的进步，连一打鸡蛋的涨幅都比那多十倍。”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会员国中，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少16％。在台湾，全职女性的薪酬，平均也比男性少23％。

多年来，我看着这令人沮丧的现象，就在我周遭一再出现。我1991年从大学毕业、1995年从商学院毕业，在毕业后做的每份初阶工作中，同事的男女比例都很平均，但是资深的经理职位几乎清一色是男性。我以为那是以往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缘故，但现在几乎所有产业都没有限制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我想我这一代迟早会达到高阶主管男女平等。然而，一年接着一年过去，我发现跟我同阶层的女性同事愈来愈少；我甚至愈来愈常发现，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