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导读：编者按7月11日，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学术大师结伴西行。他们的离去让学界倍感悲伤，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意味着一……

编者按7月11日，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学术大师结伴西行。他们的离去让学界倍感悲伤，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意味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任继愈先生是真正的国学大家，他平生致力于宗教学和哲学的研究，开创了我国宗教学系统研究之先河，其著述颇丰，影响了几代学人。两位大师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在治学、人格等方面更是高山景行，具备垂范后世的价值和意义。本期《读周刊》特约与季羡林先生有密切交往的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和对任继愈先生有深刻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卓新平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回忆两位先生的一生学问和人格，以资纪念。

惊闻著名学者、我的恩师任继愈先生与世长辞，心中感到悲痛万分、哀伤无限。任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甚至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回想自己步入宗教学研究30多年的历程，任先生的引领提携、耳提面命，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凝结成了永恒的记忆。

毛泽东赞其“凤毛麟角”

1972年，我因有人退学而得以补空进入“大学”，成了一名晚入校好几个月的、名不符实的“工农兵大学生”。由于获得了“迟来的幸运”，我努力地赶、拚命地补，结果成了学校“白专”嫌疑。在各种警告和暗示下，我不敢再专攻自己的英语专业，转而广泛涉猎马恩列斯著作和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这样，我首次接触到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1973年)，并知道了任先生领导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样一个具有“神秘意义”的单位。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成为了“留乡”，在农村经历了3年半无法读书的时光后于1977年底回到学校。1978年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传来，让我无比兴奋。在同学的鼓励下，我克服重重困难报考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并于1978年夏第一次走出家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参加复试，也第一次见到了任先生。我成了当时被称为“黄埔一期”的这届研究生中最年轻的一名学生。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虽然不属任先生直接指导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和道教研究专业，却仍有机会聆听先生教授的古汉语课、中国哲学史课、以及宗教研究的方法论等课程。这样，我认真阅读了任先生所著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及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知道了任先生在1963年就得到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并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于1964年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故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诞生，由此使中国宗教学由个人、零散的研究进入到集体、系统或建制性研究创立和发展的时代。而且，任先生著作后记中所引用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的3句话，也成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研究的“3把钥匙”。此外，我们还系统地学习了任先生主持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世界宗教的信心。

筚路蓝缕开创中国宗教学体系

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中最年轻的学生，我受到了任先生等研究所导师们的特别关心和培养，毕业后不仅被留所工作，不久还被派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研究领域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大陆留学生。任先生在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中提出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针。为此，任先生不仅派我们年轻学者出国深造，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现人才、吸纳学术骨干力量，并从国外引入了像徐梵澄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来所工作。在学术资料建设上，任先生主编了当代中国第一部《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和影响广远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典籍，对中国宗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