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导读：摘要界于南北之间的武当山，不仅是传统的道教修真圣地，而且是各种道派的交流融会中心。宋元以来，受国家道教政治和正一道派的压……

摘 要

界于南北之间的武当山，不仅是传统的道教修真圣地，而且是各种道派的交流融会中心。宋元以来，受国家道教政治和正一道派的压抑，进入武当山的全真道派不得不走上本山化的道路，成长为武当全真道。历经长期的曲折发展，在明清之际借全真龙门派的“中兴”，终于居武当山道教的主导地位。武当山全真道积极向外传播发展，并结合新地域的地理人文因素而不断当地化，衍生出新的全真道派或新的道教思想。全真道在武当山以及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发展历程，深刻地反映出国家宗教政策、地理人文因素对全真道的强力作用与影响，而全真道为了生存、发展，不断地因时因地调适自身以应对外在压力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 全真道 武当山 传播与发展 地域化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全真道在向南传播发展过程中，界于南北之间的传统道教胜地武当山成为重要之地。进入武当山的全真道，受国家宗教政治和武当山道教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走上了本山化的道路，形成武当山全真道。武当山全真道在向外传播发展中，又与传播地域的地理人文相结合，富于浓厚的地域特色，或衍化出新的全真道派、道教思想。探讨宋元明清时期全真道在武当山以及武当山全真道在向外传播发展中的衍化、变异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认识武当山在全真道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全真道传播发展的轨迹与方式。

一

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上曰：“武当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岳，一名仙室，中岳佐命之山。应翼轸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地势雄伟，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明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所引《图经》云：“武当，神仙窟宅，自黄老设教，神仙至人栖之者众。”传说早在西周，就有净乐国王子真武居武当修炼而得道。两汉有尹喜、尹轨、戴孟、马明生、阴长生等隐士在此炼丹。东汉后期道教诞生后，武当山又成为道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晋代王韶《南雍州记》称，武当山“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两晋南朝有谢允、徐子平、刘虬等名道隐修于此。唐统治者以老子后裔自许，尊崇道教，武当山遂为道人热衷与朝廷青睐的“仙地”。贞观年间（627-649），姚简受诏令诣武当山设醮求雨而功成，挈家隐武当以证道。唐太宗因姚祷雨有功，命在山建五龙祠——此为武当山建道观之始。大历年间（766—779）又建太乙、延昌等庙，乾宁三年（896），又建神威武公庙。唐代“药王”孙思邈、“八仙之一”吕洞宾均曾常游武当山，住紫气峰修炼。唐末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武当山为道教72福地之第9福地。

五代两宋，内丹修炼成为时代潮流。武当山名道辈出，陈抟、房长须、田蓑衣、谢天地、孙元政、邓安道、曹观妙、唐风仙等皆擅胜一时，他们中有不少是内丹名家。如陈抟曾于五代晚期隐居武当山九室岩，辟谷炼气二十余年，所作《无极图》奠定了“顺则生人，逆则成仙”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的基础，奠定了武当内丹学的基础。唐五代时，玄武[1]崇拜相当盛行。玄武为“四象”神之一，是北方七宿的化身，在道教神灵中只是在天尊圣祖外出时充作仪仗的护法神，地位不高。宋统治者奉真武为“社稷家神”，将其塑造成为镇守北方、威武勇猛、法力无边的玄天上帝，敕封“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并在武当山设观堂，建五龙观、紫霄宫等观庙祀奉真武神，使武当道教地位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南宋以前，武当山道教并无明显的宗派区分。随着道教宗派活动的兴盛，武当山道教也纷纷各立门户，至南宋中后期已有正一、上清、神霄、清微等派别。这些派别分占武当山的大小宫观，形成较为强大的势力。元朝统一后，为了稳定统治和绥靖南方，有意识地实行崇重“正一”的道教政策。在正一道派与玄教的积极支持下，元朝诸帝把武当山作为皇家“告天祝寿”、“建醮祈雨”的重要道场而加以扶植，大倡真武信仰，修治武当道教建筑，使武当山道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庶几与正一道本山——龙虎山齐名。

武当紫霄殿

金大定六年（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陕西咸阳人王喆创立全真道。教旨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种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故名全真。全真道的教派特色浓厚：一是大倡三教合一、融合儒道释，主张柔弱清静、净心遣欲、明心见性，特别推崇孝德；二是在成仙信仰和修炼理论上，否定旧道派肉身不死、即身成仙，追求“阳神”、“真性”不死，精神解脱；三是继承钟吕金丹派丹法，主内丹修炼，不尚符箓、章醮和科仪；四是在教制教规上，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清修，不许蓄妻室，并遵守各项清规戒律。全真道革新旧道教，与当时流行的正一、上清、清微、神霄、净明等符箓道派亦有明显的区别。全真道在金代的发展相当有限，至蒙元前期，以成吉思汗召见、宠遇丘处机为契机，在丘处机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兴旺发达，成为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自金朝以来，全真道已开始南下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元朝实现南北统一，更为全真道南传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处于南北交界处的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南传的前沿基地。

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人是陕西郃阳吉志通。志通师乔潜道、潘清容，为马钰再传弟子，在全真道中享有较高地位。大约于蒙古宪宗时（约当南宋理宗宝祐年间），志通弘教于武当山，略有影响。约20年后，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在武当山弘教，为全真道在武当山扎根打下基础[1]。据《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载：“汪真常，名思真，号寂然子。……生于安庆，嗣全真教法。入武当山，至元乙亥（1275），领徒众六人开复五龙，……兴建殿宇，改观为宫，四方师礼之，度徒众百余人，任本宫提点。”“鲁洞云，名大宥，号洞云子，随州应山人也。家世宦族，幼入武当学道，遍历南北，至元乙亥偕汪真常开复武当，住紫霄岩，年八十余，以道著远近。”受其影响，周边各地学全真者纷至沓来。长沙人张道贵，至元间（1264-1294）入武当山，礼汪真常为师。后又与叶云来、刘道明同拜清微派第10代宗师黄舜申为师，得清微道法之妙，授徒200余人。又据元程巨夫《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峡州宜都（今属宜昌）人张守清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武当山出家，拜鲁洞云为师。洞云死后，率领道士修道路，建宫观，开荒种地，颇多建树。后又从本山道士张道贵、叶云莱、刘道明等学黄舜申清微法，道名远著。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皇太后遣使命建金箓醮，并征至阙，赐所建真庆万寿宫。元仁宗皇庆初，京师干旱，诏命祷雨，屡有应验。延祐元年（1314），授“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奉旨还武当山，兼领教门公事，后退于清微妙化岩。张守清授徒众多，著名者有唐中一、刘中和、彭通微、单道安等。安成（今属江西吉安）人李明良大德年间（1297-1307）至武当山入道，拜龙岩子林道富为师。林是元代五龙观首任提点，为“开山祖师”的汪真常之徒，所以李成为五龙宫全真派第三代嫡传。李居易处俭，清心守一，常住华阳洞修行十数年。因其名望，朝廷任命其为五龙宫提点。李对五龙宫颇有修缮，晚年又精通《易经》，道德文章俱佳，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赐号“教门高士通玄灵应明德”，住持五龙宫。武当五龙宫遂成为江南全真派的最大的活动据点。

宋元时期，南方各派道流云集武当山，并在正一道的旗号下逐渐统一起来，但组织仍较松散。全真道以其清新、严明的道法在武当山积极传播，吸引了包括正一道徒在内的众多学法者。然而，武当山正一道教毕竟根基深厚，加上元朝统一天下后又实行扶正一而抑全真的宗教政策，不少学全真道者又纷纷兼学武当山本来的道法。上述张守清先学全真、后事清微，既通经章符箓，清微雷法，又谙内炼丹道，主张三教合一，崇奉真武神，而以承传清微法为主。只能勉强称为“武当全真派”，以别于传统的全真道派[2]。尽管如此，宋元时期进入武当山的全真道形成了一定势力，挤占了不少正一道派的空间。武当山也成为元代全真道在南方发展传播的重镇。